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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延儒（宜兴人）第二次被召回朝廷，是由冯铨（涿州人）通过内廷关系赠送厚礼，太仓的张溥、嘉兴的吴昌时等人积极奔走牵线搭桥合力完成的。经过两年筹划，诏令终于下达，这是崇祯十四年（公元1641年）二月的事。
六月，周延儒到达京城拜见皇帝。皇帝与他想谈甚欢，更是称呼他为先生，而不称呼他名字。周延儒上任之初，首先恢复被误黜的举人资格，扩大全国取士名额；其次赦免漕运欠款及民间积欠赋税；因逢干旱，下令囚犯及判处戍边以下刑罚的罪犯都悉数回家（为了祈求上天感应降雨）；再陈奏战争导致的残破年景与歉收问题，提议减免当年两税；在宗室保举中，选拔优秀人才，强化军事训练与物资储备，严格核查征讨事宜，无论防御、民生还是用人理财，无不深入探讨、精心调整。至于那些请求恩荫抚恤、表彰忠烈事迹等事宜，以往朝廷往往拖延不决，反复审核却又因受到制度框架和职权限制，导致诸多事项在内阁停滞不前，如今，朝廷对此类事务表现出慷慨大方的态度，不再吝惜给予恩泽。天下人无不敬仰周延儒的风采。皇帝将周延儒选拔的四十六位官员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任职，以此彰显皇恩。人们纷纷归心于周延儒，赞其为“太师”，口碑传遍朝野。倘若时局平稳，他何尝不能成为挽救时局的宰相？
此时，吴昌时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官职，一心想要调任吏部文选司，掌握选拔百官升降的大权。然而，郎中调动部门历来并无先例。吴昌时坚持要求周延儒帮他得到这个职位。周延儒为此查阅旧例，发现世宗（朱棣）时期吏部文选司官员病故后，兵部武库司郎中曾调补其职；又在天启年间，邹维琏以兵部职方郎身份调任吏部稽勋司。凭借这两个先例，尽管时任吏部尚书郑三俊不愿迎合周延儒，但此次因为是吴昌时的原因，便于崇祯十五年（）八月呈递奏章同意他调任。当时正值台省官员例行升迁之时，按常规应该是六部推荐一名、都察院推荐两名官员的比例，从未有过超额。但吴昌时却安排了六部升迁十名官员、都察院升迁六台御史的比例共十六人，其中六部官员包括范士髦、李士焜等人，台官则有陈荩鸣、迟姚、应翀、磊斋等人。此举引起轩然大波。然而，吴昌时此时初步展现其铁腕手段，周延儒在内阁中予以支持，其他官员只能默然服从。自此，吴昌时掌握了实权，其影响力直达天听，恣意妄为。
吴昌时与张溥同为周延儒复召为相的主要策划者。但在淮安，张溥却腹部突发疾病而死，其实是吴昌时将其毒死，原因是他忌惮周延儒身边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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